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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優步）、Airbnb（原意為“氣墊床和早餐”，提供家庭旅店服務）、Handy(提供家政服務)、Taskrabbit（提供跑腿等人力服務）等硅谷初創企業被一些評論認為是共享經濟的代表，媒體轟炸式報道，Uber、Airbnb在風險資本投資競賽中驚人估值不斷躍升。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信銀行等一批中字頭企業也爭相參與Uber近期融資，據傳經過10月底最新一輪10億美金融資后，僅僅1年多時間其估值已飆升了近4倍，可能達到令人咂舌的700億美元，Facebook上市前500億美金的估值記錄也已相形見絀，甚至超過世界最大的兩家汽車廠商通用和福特公司市值之和。而Airbnb最新估值也高達250億美金，與社交媒體大腕Twitter的市值相當，接近市值最高的酒店集團希爾頓（擁有68萬間客房，市值約280億美金）。這些企業實在有理由春風得意。

然而，營運僅僅3年的硅谷共享經濟明星成員Homejoy（家政清潔服務業的Uber），7月17日向客戶發出郵件宣稱不堪勞工訴訟困擾而月底將永久結業的消息不啻這股熱浪里的一陣冷風，除了Uber、Airbnb等碰到的行業監管問題，勞工問題的重要性也凸顯出來。

Homejoy之死

激發創業的故事總是那么相似。克拉尼克經歷了巴黎晚間的打車難，創辦了Uber。Homejoy的創始人張氏兄妹（姐姐阿多拉Adora Cheung,弟弟亞倫Aaron Cheung）之創業靈感也緣于姐姐阿多拉為亞倫的臟亂的公寓衛生間找清潔工的經歷。亞倫的衛生間實在太糟糕，阿多拉寧愿到街上的咖啡館，還買了個三明治。尋找合適的清潔工并不容易，要么太貴（約50美元/小時），要么便宜但不讓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尋找的過程相當耗時，找清潔工幫忙整理以節約時間的目的很難達到，創業的機會也就出現了。

2010年3月張氏兄妹的創業項目孵化于業界鼎鼎大名的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Airbnb也由此孵化），2012年7月開始營運，累計融資超過4000萬美元。平臺為需要清潔服務的客戶提供經過認證和保險的專業清潔工，一般收費20-35美元/小時（最低服務2.5小時），平臺根據服務區域一般收取25-40%的傭金。經過不斷擴張，Homejoy服務區域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等國35個城市，已有超過1000名清潔工。但這些清潔工并非企業的員工，被認為是獨立供應商（或雅稱為微型企業主），不享受員工福利，而有員工身份的公司管理和技術人員僅約100人。

《華盛頓郵報》2014年9月10的一則報道將這種用工模式擺在了公眾面前，激起了很多共鳴，也引起了更多的社會關注。這篇報道講述了一名為Homejoy工作的35歲中年黑人清潔工安東尼和他4歲女兒夏安在首都華盛頓艱難生活的故事，工作艱辛而收入微薄（每天做兩單清潔業務，每月僅約2000美元收入，小時收入低至10美元，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水平），更令人同情的是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和員工福利，一個悲慘的無產階級勞動者形象躍然紙上，故事甚至有些催人淚下。而《紐約雜志》18日的報道更是讓人震驚，作家凱文.魯斯和其灣區一些朋友發現自己通過Homejoy預定的清潔工都是無家可歸者！

提供移動在線清潔服務并沒有太高的行業壁壘，競爭激烈在所難免，僅美國提供類似服務的就有Taskrabbit、Handy、Helping、Porch、Myclean等至少8家企業。“增長就是一切”是互聯網行業的行動準則，為快速擴大用戶規模提升估值，所到之處不斷重復的價格戰使資金很快枯竭。而這種用工模式使得嚴重依賴個人的服務品質并不可靠，客戶留存率很低（據稱低于10%），也進一步加大了公司的營銷成本。

6月3日，加州勞動委員會法官裁定一名叫芭芭拉的Uber司機為雇員，Uber公司需支付該司機服務期間4152.2美元賠償金。此項判決對于已經被4宗同類官司纏身的Homejoy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投資者對公司發展前景和財務狀況完全喪失信心，無法得到足夠融資對初創互聯網企業當然只能意味著死亡。

結業消息曝光后，Homejoy案件原告集體訴訟律師麗絲-賴爾登更關心是否有現金或其它資產留下。麗絲-賴爾登對于公司創始人將倒閉歸于勞工訴訟案件表示不認可，認為雇主必須遵守法律，那些能提供最好服務并守法的共享經濟平臺能夠生存下去。

Homejoy的員工倒是不必擔心，谷歌招聘了20多名技術人員，而主要競爭對手Handy更是提供1000美元的獎勵吸引Homejoy員工和清潔人員。CEO阿多拉在向客戶的郵件中，也希望客戶繼續使用原來的清潔工，但不再是線上支付，也不再有傭金，線上交易又變回了線下服務，公司的苦心實在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1099經濟

1099經濟也稱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碎片經濟等。這種經濟基本都是以P2P的形式存在，即通過平臺將兩端的服務提供者個人與服務需求者個人聯系起來。從服務提供者與平臺企業關系角度看，平臺企業不按照傳統企業模式雇傭員工（雇傭員工在美國報稅要填W-2表）提供服務，而選擇以獨立供應商的身份（填報1099表申報收入與稅），媒體也因此將這類企業統稱為“1099經濟”，顯然“1099經濟”這個概念命名突出了其中的勞工關系，也可以看出社會對此問題的關注角度。

“1099經濟”，實質為即時應需（on-demand service）個人服務經濟，已曝得大名的Uber、Airbnb、Taskrabbit、Handy等皆歸于此類，這類公司準確數量并沒有統計，僅2015年斯坦福大學一個研究小組開展調查涉及的“1099經濟”平臺公司就高達78家。據估計近2年風投資金投向硅谷類似平臺企業超過40億美元，可見資本對這類經濟模式的追捧。Homejoy的突然倒閉提醒人們平臺與服務提供個人的關系可能事關這些企業的生死存亡，而各界對此觀點幾乎就是南轅北轍。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萊許認為“碎片經濟將我們拉回過去”，這種經濟模式就是19世紀的“計件工資”模式，20世紀以來的獲得的勞工權利將喪失殆盡。一些論者甚至認為當前1099經濟爭論焦點就集中在“共享經濟究竟是在創造更多能養家糊口的就業機會，還是凈效益就是去打破傳統的就業安全，創造大量零工和低收入的工作機會”。

7月以來，“零工經濟”（希拉里演講提法）還成為了美國兩黨政治的話題，2016年總統大選兩黨最有力的候選人杰布.步什和希拉里.克林頓也為此大打口水仗。民主黨秉持一貫維護勞工權利的立場，指責這些企業通過錯劃勞工身份逃避雇主責任，認為創新與勞工保護并不矛盾，而共和黨則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認為市場能夠解決一切。

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各州對此都有自己特殊的規定。在聯邦政府層面，聯邦稅務總署（IRS）是直接確定勞工與公司的關系的政府部門。聯邦稅務總署開發了自己有關確定勞工身份的“普通法測試模型”，這套測試模型主要測試企業在多大程度上保有指揮和控制勞工完成工作的時間（when）、地點（where）、方式（how），其中包含有20個問題或因素，如勞工是否要服從企業有關工作的指令；是否接受培訓；提供的服務是否是企業業務的組成部分；提供的服務是否必須個人完成；是否能在任何時間被企業解雇；是否全職為企業工作等。

美國聯邦勞工部依據《公平勞動標準法（FLSA）》，按照勞工與企業“經濟現實”設計了自己的測試模型，其中包括了7個問題或因素，如勞工獲利或損失的機會、勞工的投入等。

此外，作為“普通法”國家，聯邦法官的裁決也是決定勞工身份的依據，如聯邦法官也發展了依據“經濟關系”6因素測試法。測試標準多樣，考慮因素眾多，要明確平臺與勞工的復雜關系確實相當棘手。

7月15日，聯邦勞工部就如何劃分雇員和獨立供應商發布了行政解釋。解釋認為，國會在進行《公平勞動標準法》立法時已經對雇傭關系進行了擴大，更側重從經濟關系角度確定，即勞工是否在經濟上依賴企業。26日，勞工部長佩雷斯參加了在facebook上的有關“零工經濟”（即1099經濟）的勞工關系劃分問題討論。佩雷斯態度強硬，認為當前有關勞工關系劃分標準是嚴格的，也會被嚴格執行，也不會改變。佩雷斯強調指出政府監管部門將按統一標準來確定勞工身份，不會因為新的經濟模式而刻意靈活。對于有觀點認為管制將遏制創新，他則堅決否認，并表示，除非改變法律，監管機構將嚴格執法，并亮出2014年的執法成績單，共計為錯劃身份的勞工追回7900萬美元的賠償，最后還號召人民群眾積極舉報。

舞女告垮了夜總會

2007年波士頓律師麗絲-賴爾登辦公室來了一位不速之客—32歲的舞女呂西安娜.查韋斯。呂西安娜在波士頓附近的切爾西市亞瑟王夜總會跳舞，夜總會將舞女都劃為獨立供應商，無最低工資和任何勞動保護，夜總會每天向舞女固定提成35美元，對于為客人房間獨舞小費收入則按30%提成。

麗絲-賴爾登為夜總會的70名舞女們提起了集體訴訟，要求夜總會為錯劃勞工身份進行補償。而夜總會聲稱其業務是銷售酒飲，只是為舞女們提供了服務平臺（物理上也確是個平臺）。2009年8月，法庭認為舞蹈服務是夜總會服務的有機組成部分，判決要求夜總會向舞女們支付最低工資，并且不能要求夜總會其他人員分享舞女們的小費。亞瑟王夜總會最終關了門。

麗絲-賴爾登女士恐怕已經是美國1099經濟雇主們的眼中刺。另外一個勞工身份的典型案例——加州聯邦快遞卡車司機勞工身份集體訴訟案也由其代理。這些卡車司機類似于Uber司機，被認為是公司獨立供應商，車輛為司機所有，所有車輛使用費用均由司機負擔，司機按公司要求完成快件運輸。聯邦快遞認為其業務并不是配送，而是一個“高級信息和分發網絡”，司機是完成配送的主體。聯邦快遞司機身份問題在40個州有類似訴訟，官司時間已經超過12年，最終這些案件大都匯集為3宗聯邦集體訴訟。2014年8月27日，舊金山第九聯邦巡回法庭對加州1宗、俄勒岡州2宗集體訴訟案進了裁決，法官引用了亞伯拉罕林肯的一個著名比喻“如果你把狗尾巴叫做腿，它仍然有4條，因為把狗尾巴稱腿并不能把它變成腿”，以此諷刺聯邦快遞公司試圖將司機冠以不同的名稱而規避雇傭關系的事實。聯邦快遞最終在今年6月初與涉案員工達成和解，同意支付高達2.28億美元的賠償金。

1099經濟新貴不少都惹上了勞工官司，如已經倒閉的Homejoy，它的競爭對手Handy，從事雜貨配送的Instacart，從事外賣配送服務的Postmates、Doordash和Try Caviar，而從事網絡專車的Uber、Lyft更是官司纏身。Homejoy的倒閉會是多米諾的第一個骨牌嗎？

Uber能撐得住嗎

一些媒體將專打勞工官司的麗絲-賴爾登女士形容為復仇女神涅墨西斯，Uber樹大招風，女神的復仇名單恐怕是首當其沖。

芭芭拉2014年7月25成為一名Uber司機，工作時間不到兩個月。離開Uber的第二天，9月16日芭芭拉即向加州勞動委員會提起賠償申請，要求賠償工作期間拖欠工資、報銷相關車輛費用、違約金及拖欠工資罰金。Uber認為自己是中立的技術平臺，僅僅是為撮合司機和乘客達成交易提供信息服務，2012年已有類似的判決，原告是獨立供應商，并非公司雇員。2015年6月3日，加州勞動委員會法官作出裁定，法官認為雖然一些因素顯示司機是獨立供應商，但司機提供的服務并未脫離Uber的業務范圍，正是其業務的基礎內容。而且Uber對于整體運營保持普遍性控制，只是由于工作特征使其沒有必要進行深入控制。裁定被告為Uber雇員，Uber公司需支付該司機服務期間4152.2美元賠償金。

佛州監管部門5月中旬也曾經做過類似的裁決，麥吉利斯，這名2011年曾經競選過市長的Uber司機，因與乘客發生糾紛而被Uber除名，為討回賠償也向州經濟機會局起訴了Uber。俄勒岡勞動和工業局10月14日也發布了官方意見，通過“經濟關系”6因素分析，認為Uber公司與司機屬于雇傭關系。

上述兩宗判決都是個案，對獨角獸Uber雖算不了什么，但影響不小，Uber都已向法院提出了上訴，司法之路漫漫，拖字訣無疑是個好辦法。

個案影響尚可控，集體訴訟影響就不能等閑視之了。3月11日，舊金山聯邦地區法官愛德華否決了Uber要求的加州集體訴訟案即決判決（summary judgment），認為本案法律和事實混合，原告可推定為雇員，案件應交由陪審團裁決。9月2日，法庭確認了集體訴訟案件性質，并對集體訴訟人和賠償內容范圍進行了界定。

最后判決尚需時日，但已有熱心人士替Uber公司算賬了。一般而言，員工模式較獨立供應商模式增加人工成本30%以上。據利用專業企業成本軟件精確計算，如果獨立服務商這種用工模式被司法機構最終否決，需要付出的成本將極其高昂，僅美國一年需要增加的成本可能達到41億美元！其中增加的車輛營運費用占64%，員工收入稅（包括社保等）占15%，員工福利占15%，失業和醫保占5%。

據一些媒體透露，Uber公司年虧損約3億美元，由于持續快速擴張，虧損仍在不斷擴大，41億美元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即便可能增加的成本估計過高，僅僅增加20%（約10億美元）對其估值的影響也是難以想象的。

第三條路

1099經濟有關勞工身份與保護問題看法兩極，一些論者高歌互聯網創新，一些論者斥為“21世紀的血汗工廠”。從宏觀上看，勞工收入占經濟產出的比重從1970年的59%的峰值下降到現在的53%，差不多相當于減少了1萬億美元的勞工工資和福利收入。一份由美國自由職業聯盟參與的2014年研究報告顯示，全美有約5300萬自由職業者，與金融危機前相比，低收入工作增加了230萬，中低收入工作則減少了120萬，美國中產階級收入中位數也低于金融危機之前。這正是所謂的1099經濟崛起和尖銳對立的社會背景，而風投支持下這些企業估值不斷膨脹和引發的新舊沖突進一步強化了各自立場，也因此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洛杉磯時報認為，1099經濟問題是一個分裂社會的楔子問題。

前弗吉尼亞州長，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沃納對1099經濟所涉勞工政策極為關注，一直在探索解決之道。馬克.沃納參議員作為一個曾經的風險資本家，目前最富有的參議員，對1099經濟或零工經濟，可說是“好而知其美、惡而知其惡”，持有較為公允的態度。他認為立法所需時間太長，希望引發問題的1099經濟的企業家能自行探索出解決之道。6月4日，他又去了硅谷調研，調研結束后他有些失望，承認無論是華盛頓政府還是行業都還沒有為之認真準備。

馬克.沃納參議員希望行業自行探索并非異想天開。目前，調整勞工政策的1099經濟的平臺公司在不斷增加，如Managedby Q(清潔和物業管理服務)、Munchery（外賣）、 Maple(外賣)、Chariot(專車) 、FlyCleaners(服裝清洗)、Parcel(包裹快遞)、Alfred(跑腿)、Shyp（包裹配送）、Luxe（代客泊車）、Sprig（廚師服務）、Instacart（雜貨配送）Zirtual（勞務服務）等平臺公司都改變了強制而單一的獨立服務商做法，而是給予了勞工選擇權，既有專職人員，也有兼職零工身份。按照2015年斯坦福大學和知名創投孵化器Y Combinator一個聯合研究小組的調查，人們選擇在1099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緣由就是其工作的靈活性，特別是年輕人對于工作自由的追求。18—24歲占從業人數的39%，這個年齡段因看重工作自由而選擇的占82.1%，而25歲以上年齡段的也占了67.5%，但調查同時發現行業收入低和勞動保障差是從業人員離職的第一位的考量。在法律沒有改變之前，允許勞工根據自身的境遇而擁有身份的選擇權應該是當前較為可行的做法。

負責審理另外一個專車平臺巨頭Lyft勞工身份集體訴訟案的聯邦地區法官文斯.查布里亞認為應用20世紀的勞工法(1947年開始創設了獨立供應商的勞工類別)審理21世紀的勞工案是“方枘圓鑿”，盡管他也認為案件復雜需要陪審團裁決。參議員馬克.沃納在6月4日的調研中也曾提出建立介于雇員與獨立供應商之間第三種勞工類別， 所謂的“從屬供應商”（dependent contractor）。西蒙.羅斯曼, 1099經濟的明星公司Lyft 和 Taskrabbit的風險投資人和顧問，也在近期的一次采訪中認同了第三條道路的思路。

從國際實踐看，加拿大在2008年已經創設了此類勞工類別，德國也有類似做法。然而，要凝聚立法共識并不容易，遠水解不了近渴，特別是并不是所有初創企業都能等到那一天的到來。但無論如何，共享經濟和互聯網創新的大旗不能是規避社會責任的擋箭牌，正如哈佛大學前校長、著名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所言，共享經濟也應該包容增長。